桐庐的南宋时光

宋高宗赵构南渡定都于临安府（杭州）后，让杭州迎来了繁荣兴盛的大好时机。杭州的繁荣发展，自然也辐射到周边乃至更为广阔的南方地区。杭州附近的桐庐，当然也不例外。????????????????????????????????????????????????????????????????????????????????????? ?那时桐庐南宋时的桐庐（含分水），并不隶属于杭州。那时的临安府（杭州），辖钱塘、仁和、余杭、盐官、富阳、新城、临安、於潜、昌化九县。而桐庐和分水，其时是严州府所辖的淳安、遂安、建德、寿昌、桐庐、分水六县之中的两个。那时桐庐、分水的区域面积，据留存最早的《严州图经》，应该与现在相当。而人口显然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据清代康熙版《桐庐县志》光绪版《分水县志》“户口”篇载录，南宋绍兴九年（1139），桐庐县有13004户、17955口，分水县有7114户、13515口。到淳熙十三年（1186），桐庐增至15263户、30295口，分水增至9340户、19979口。近半个世纪的人口增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时桐庐、分水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1991年版《桐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人口”篇“迁徙”一节中载：“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宋室南渡，从北方来桐、分两县定居者众。”明确表示南宋是桐庐（含分水）人口增长迅速的时期。南宋时管辖桐庐等县的严州，在北宋时名为睦州（别称桐庐郡），尽管江山清绝，风光旖旎，然而相对于中原繁华之地，显得偏远而落后。北宋名臣范仲淹出知睦州时，从京城开封到州治所在地梅城赴任，路途便耗时三个半月。到任之后又深感“二浙之俗，躁而无刚”。好在他以“敢不尽心，以求疾苦”的态度投入公务之中，很快见效。在范仲淹笔下，这里郡小政闲。“不似桐庐人事少，子陵台畔乐无涯。”这是他移守苏州后有感于苏州繁忙睦州清闲写下的诗句，诗中的桐庐指的就是睦州。到南宋时，虽已改名严州，可辖地未变，而州府的政务却变得忙碌起来了，有陆游诗作为证：“桐庐朝暮苦匆匆，潇洒宁能与昔同。堆案文书生眼黑，入京车马涨尘红。逢迎风月麴生事，弹压江山毛颖功。二子年来俱扫迹，颓然堪笑一衰翁。（注：此诗中“桐庐”也指严州。）”这首题为《读范文正潇洒桐庐郡诗戏书》的七律，非常直白地表达了陆游对北宋先贤范公出知睦州时的羡慕，也流露出自己任职时今非昔比的无奈。陆游出知严州是淳熙十三年（1186），其时距范仲淹任职睦州的景祐元年（1034）已是152年之后了。从北宋到南宋，从偏僻之地到京城邻州，“入京车马涨尘红”，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变化看，严州成为繁华之地显然在情理之中。严州府治与京城杭州之间，桐庐县域是必经之地，舟来人往中，桐庐在南宋时迅速崛起，也就顺理成章了。南宋先贤们留下的诗文，让我们得以从中窥见南宋时桐庐的依稀模样。桐庐县城由于地处富春江、分水江两江交汇之地，富春江、分水江作为水路自古便是，因而唐宋以来初显繁荣，唐诗中提到的驿、馆、楼、阁是其明证，然而都过于笼统。而南宋时富春江与分水江的水运地位陡然提升，严州府治及所辖各县乃至更远的徽州、江西、福建等地走水路进都城杭州，桐庐几乎是必经之地，因此，南宋诗词中对桐庐县城繁荣程度的描写，就具体多了。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乘船途经桐庐，有感于桐庐县城的秀丽风光与热闹景象，一口气写下三首五言律诗《舟过桐庐》——其一：潇洒桐庐县，寒江缭一湾。朱楼隔绿柳，白塔映青山。稚子排窗出，舟人买菜还。峰头好亭子，不得一跻攀。其二：近县人人喜，来船岸岸移。偶因小泊处，恰是早餐时。唤仆答相乱，看山寒不知。横洲犹半在，今岁水生迟。其三：后面山无数，南头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