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的黄昏

大雪过后，四野白茫茫一片，空气冰冷冰冷的。傍晚时分，走在积雪的乡村公路上，迎着一阵阵的霜风，我禁不住打了几个寒战。此行是到学生余桃家做家访。本期新接手一届高三毕业班，余桃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各方面都很不错。可不知为什么，当许多同学为高考的临近而兴奋的时候，他眉宇间却常常浮现苦涩和忧郁。我决定上他家看看。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工作，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环。穿过村镇中心，在一片新楼的边缘，我找到了他家。这是一幢破旧的土砖房，正房门上挂着一把锁，附屋敞开着，门口是一大堆破烂，有纸盒书报，有塑料制品，有金属部件……似乎正在被分拣。看来，这是某些人言谈中所调侃的“破烂专业户”……我坐在小凳上等待。一会儿，邻居告诉我，“来了！”果然，一个人正从里巷走来。慢慢地，我看清了，这是一位鬓发全白的老人，一身劳动布衣，一个大抹裙，一双旧套靴，一根尖杠挑着一担篾篓……是他？——是的！我禁不住一惊，就是刚才，在将进入村镇的公路边，在一个用红砖围砌的大垃圾堆上，我看到这位老人正吃力地用尖杠撬翻冰雪封冻下的杂七杂八，用火钳夹到篾篓里。有一截钢筋也许陷得太深，尖杠撬了几次，仍夹不出来，老人索性丢下火钳，弯下腰，双手扳住钢筋，左摇右摇，猛地发力，钢筋“喳”地拔出，他打了一个好大的趔趄才站定。夕阳照着他古铜色的脸，渗出汗珠，也泛出微微的笑纹……我敬仰这自强不息的老人，停下脚步，若有所思，但没有想到他正是我要拜访的家长。老人一听说我是老师，先是惊讶，瞬即脸上掠过一抹阴霾，颤颤地问：“他没欠费么？”“没有。”我回答。“资料费交了？”“交了！”“那就好！那就好！到了学校，该用的就得用！”他如释重负，随手掰开那把假锁，让我进房。房里陈设是标准的“过去时”，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外，都是老式家什。墙上一个镜框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幅“全家福”，当中是老人夫妇，后面三个孩子，都是学生模样，仔细一看，正中那女孩好像还有点面熟……老人凑过来了，指着照片，给我谈起了家常，他不无惬意地说：“三个孩子，一个专科，两个大学本科，有一个还读了博，现在都在外面做事。”他没提到余桃，我感到诧异，正想斟酌一下问语，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接着说，“余桃是我侄儿。我弟得了脑癌，人财两空，弟媳出了身，这孩子我就接过来了。”“啊……”感叹之余，我有点语无伦次，“那，那，你儿女们给你寄钱吗？”“寄的。他们娘瘫痪在床上二十年，头几年才去世，诊病和丧事，用去一大堆钱，现在都在还账。余桃读书，就靠我捡破烂了。原先我也是这样凑钱送三个孩子读书的，还搭帮政府照顾。不过，困难归困难，孩子不读书可不行啊，你看，要不是袁隆平……”说到这里，话突然停下，“看我，秀才面前讲书，”他有点尴尬地转换了话题，“不怕老师笑话，这破烂，捡来捡去，我是捡出一点门道来了……”他指着被塞得满满的篾篓，憨憨地笑了笑。“余桃不那么寒酸吧，我告诉他，在家里省着点，到了学校，该用的就得用！”“到了学校，该用的就得用！”还是这话，进门时他说过，我没介意，再次的重复却触动了我记忆的闸门，久远年代的一幕，重现眼前，我回味着，思索着，那身材，那话语，那腔调，那神情，那弯腰的动作……“是他！”我差不多喊出声来！那是改革开放已经几年的时候，一个秋日的中午，我在县城十字街的一家饮食店吃面条。一个壮年汉子也在座。他端着一碗用米换来的白饭，许是饭未过山（熟透），他吃得很是哽口。我正诧意他为什么不买一点菜，却见他迅疾地将桌上别人吃剩的两个小半碗面汤倒在饭里，搅拌几下，大口大口地扒起来……这时，店门外有人叫：“爸爸！爸爸！”壮汉答应着，边扒饭边急急走出去。门口招呼的是一个扎短辫子的大眼睛姑娘，背着书包，拿着竹簟，定然是去读书的。我出门时，看到那汉子正弯下腰，摩摩挲挲从深深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女孩的书包。“这些钱，你就将就着吧，不要太省，到了学校，该用的就得用！”我端详着这絮叨的父女俩，那场景，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做父亲的，反复叮嘱女儿别太省，可是，他自己吃中餐却连一份小菜汤都舍不得买啊！一切都明白了，老人是在艰难和逆境中，将自己的孩子先后送进了大学，如今又主动承担起侄儿的送读任务。面对这一位捡破烂的家长，我一时无语。在我们庞大的学生阵营后面，像这样茹苦含辛的家长，又该有多少啊！说来说去，他们是共和国教育事业的真正脊梁，作为一个教师，我应该对他们奉之以最崇高的敬意！在他们面前，我没有任何理由懈怠和疏忽！我向老人说明了来意，老人很认真地听着，然后斩钉截铁地说：“给我告诉孩子，凭着这把火钳，伯父一定将他送到大学毕业！”可是，一把火钳真的承担得了今天一个大学生的送读重担么？?我明白余桃郁闷的原因了！走出门来，已是黄昏，晚霞正将最后一抹光焰挥洒在白皑皑的山岭，远近是一片绚丽。我在厚厚的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边是沉重，一边是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