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中论述了自然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的区别：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和自然发展史是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彼此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在这里恩格斯看到了自然发展史的动力是没有意识的，而社会发展史的动力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进行这些动力推动的。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预期目的，在这本著作中也有清楚的描述：“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恩格斯在这里看到了事情发展的目的性，这与以前学者认为社会发展是神的意志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恩格斯与友人的来信中谈到了他把社会历史过程比喻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虽然浅层次来看杂乱无章，但是还是受着历史客观规律支配的。因为平行四边形具有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每一个边，他在不同的情况下边长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在不同情况下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在给布洛赫的信中也提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存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恩格斯把社会历史过程比喻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的观点，对写作也是很有启发的。写作是一项自觉的活动，不仅有着很强的预期目的，而且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写作首先得有想法吧，观点必须正确，然后要有材料也就是论据去证明它，让别人看了觉得是那么回事，能被说服。要说服别人，就得论证合理，讲究逻辑，讲究语法，讲究语言，讲究修改，讲究文采。
观点和材料要统一。毛泽东告诫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观点统一”，要把材料经过大脑的加工，贯通起来，形成自己的系统看法。
材料是血肉，是观点的基础。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工，要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毛泽东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拿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1957年12月25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文章写不下去了，此时应该多看看材料，再考虑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真懂。”他曾看过一份文件后不满意，认为文件起草者对所论问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他认为，构思写文首先要分析所论事物对立统一的内部联系，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样才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如果没把问题搞懂，就不要轻易下笔。
真正有分析有观点的文章就会有力量。毛泽东称赞鲁迅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认为是由于鲁迅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
毛泽东高度评价胡乔木，他说，“胡乔木这个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一梳理，就变得条理分明……”“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的东西，胡乔木几天就能理清楚。”
要讲究文法、修辞、逻辑、风格。毛泽东的文章既有思想的力量，也有艺术的感染力。强调写文章要讲文法、修辞、逻辑。讲究文法，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讲究逻辑，是指“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要有逻辑性”，“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1547页。)，也就是说要注意文章的准确性、条理性和前后的一贯性。讲究修辞，则是要使文章生动活泼一些，使人爱看。
毛泽东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说：“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指出，文件“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好的文件标准，“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公文的最高境界，莫过如此。
有的文件缺乏说服力。毛泽东致信有关部门领导：“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
毛泽东深悉公文的真谛，把准确性列为“三性”之首。公文主要用来传达要求，指导工作，必须准确无误，通俗直白。革命斗争时期，环境艰险，形势骤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治国安邦，百业俱兴。这一切都容不得半点含糊，说半句空话。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指示、决定等，全是一对一、实打实，围绕重点，直指中心。
关于文章的叙述方法，毛泽东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文章要注重修改。文章写完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毛泽东认为还不行，还得去修改。为什么一定要修改文章呢?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毛泽东还主张，“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4页。)。可见，改文章就是改思想，改的过程就是思想完善的过程。(参见吕臻《毛泽东谈怎样写文章》)
毛泽东像语文老师一样，认真阅读和批改党内公文，悉心进行指导。有的文件“不扎实，轻飘一些”。毛泽东指出，这是起草人“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他要文件起草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有的文件写得不够精练。毛泽东批示：“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重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
语言要生动、丰富、形象，富有文采。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运用方面存在着混乱状况。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要求规范语言的使用。毛泽东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他的语言精炼准确，词汇丰富多彩，用典生动恰当，毛泽东十分厌恶“官样文章”，他严厉批评假、大、空的公文：“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毛泽东主张，公文也要生动，讲究词章。现实中，有些公文形式刻板、套话连篇、缺乏生气。毛泽东所写公文则不然，在准确、鲜明的同时，还力求生动，给人以美的享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祭黄帝陵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虽然是政治性很强的公文，却汪洋恣肆，文采飞扬。
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毛泽东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尤其反对一些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主张要吸收祖国语言几千年来的丰富营养;他批评有些文章“洋腔洋调”，主张中国人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在文章的语言上，毛泽东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要学会使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他强调，文章不仅要讲清道理，而且语言要生动活泼，做到“理情并茂”，这样的文章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他称赞鲁迅的文章既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
毛泽东对公文有深刻的见解。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新中国建立前后和1958年前后，他作出了一系列论述，涉及公文的文风，公文写作的原则、语言、文字、修辞等。
对于公文写作，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例如：“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又如：“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再如：“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
1956年3月2日，毛泽东已经连续听了十几天的汇报，对如何汇报工作形成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在继续听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之前，他专门先讲了一段怎样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此进一步作理论概括，他说：文件、文章、讲话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看看文章是不是一个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观点最重要，但其他的就不重要了吗?材料、逻辑、语法、语言、文采、修改、风格等等都很重要，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心脏、大脑固然重要，但排毒的肝脏不重要吗?胃不重要吗?两天不吃饭能不能撑得住?没有了牙齿，胃肠就不能很好地吸收。眼睛重不重要?没有了眼睛就不能进行信息交流，就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就读不了书，没有了材料的来源，还写什么文章?
202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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