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卒
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纪念！一早便同妻来到了北京阜成门内先生的纪念馆。也许是日子特殊，今天人还真是不少，一间大厅里正在开会，走进一瞧，原来是“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鲁迅博物馆开馆60周年。”大厅里目测有40多人，围成一个四方形，每个人前都有桌牌，上书姓名，只是我一个也不认识，或许是离得太远的缘故吧。一位女士正在认真读稿，隔着玻璃我什么也听不见。很想推门进去，哪怕站在墙角听听，可是未被邀请，不便造次，于是遗憾而去。
先生素来是我所景仰的，对先生的敬仰源于读其作品，不但有课本上的，也有许多课本外的。尤其是上大学时借阅学校图书馆的《鲁迅评传》后，这种景仰尤为热切！但先生也的确充满了争议！先生有一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却跟她没感情，只把她当佣人使，当作伺候老母，代他尽孝的人。后来和学生许广平结合了，也因此为很多反对他的人及卫道夫流所指摘、诟病。他疾恶如仇，批判人吃人的旧社会，支持革命学士，批判反动政府，因此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围追喊打，但反反动势力的却喜欢他。1940年，延安，毛泽东主席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其有过这样一段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摘抄美文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17年后的1957年，上海，民进成员罗稷南先生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得到的回答却是：“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这便是有名的“毛罗对话”。曾经被高度颂扬的人却要被颂扬者关进牢里，曾经被标榜为“新文化旗手”的人现在却要他识大体不做声，为什么会这样？同样一个人对同样一个人的评价在时隔17年后会如此迥然不同？我想可能是“时位之移人也”吧！被评价者早已作古，化作永恒，但评价者的政治地位却发生了质变——从在野党领袖变为执政党领袖。结合解放前反动势力对鲁迅的喊打，于是我们似乎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执政者、当权者不喜欢鲁迅，但在野的、受压迫者却喜欢他。原因何在？引用鲁迅自己的一段话：“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揭出病态社会中不幸人们的苦痛，这在西方被称为“扒粪者”的行当的确是不受那些没有苦痛之阶层的待见，因此那些没有痛苦之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之关押、封口就不足为奇了！
这次是我第五次到北京鲁迅纪念馆，时间已过14年。我曾坐在先生故居的门槛上留过影，抚摸过先生手植的丁香树，第四次来时还在那颗高大的枣树下面捡了一枚熟透了艳红的枣子擦拭干净放进口中，十分香甜。走在先生的院落中，我恨不能参观所有的角落，寻找先生当年生活过的蛛丝马迹，徘徊往复，久久不愿离去……
我向往绍兴，向往那里先生的故居，向往乌篷船，向往那个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想去看看授镜吾老师的遗物，想去曹娥江畔寻找闰土当年所看管的那片西瓜地，和闰土的后人们聊聊天。还有鲁庄那个唱社戏的戏台不知还在否？那些水性娴熟的少年们烧烤豆子的田地又在哪里？
这些是我的真爱好！
2010-10-2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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